《报告》认为，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之下，中国与东盟在绿色低碳转型领域的合作迎来巨大历史机遇期。诸多专家也指出，面对绿色低碳转型大趋势，东盟国家必须加强国际合作，而中国则是天然的合作伙伴。
气候脆弱的东盟更需加快低碳转型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分析报告，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评估提供了极大参考。
其第六次评估报告指出，东南亚是地球上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这一群岛区域将受到海平面上升、热浪、干旱、以及更强烈和更频繁的降雨打击。全球变暖每增加一度，暴雨事件将加剧7%;海平面上升速度也比其他地方快。
这种客观的气候地理因素，决定了东盟诸国绿色低碳转型的需求，较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为迫切。“东盟国家必须向低碳转型，朝着IPCC报告中提出的升温2摄氏度目标迈进，甚至要瞄准1.5摄氏度目标。”东盟能源中心研究员艾尔尼·迪莫拉在对《报告》的讨论中称。
东盟各国碳达峰碳中和承诺时间表 (数据来源：各国自主贡献目标、中长期减排发展战略)
迪莫拉列举了一组数据，截至2020年，东盟可再生能源占比为33.5%，化石能源仍占主导地位，其中，高效清洁的煤电装机，仅占总体煤电装机的6%。“大家都倡导煤电朝着更清洁的方向转型，但显然做得还不够。”她说。
从公开的信息来看，东盟十国中，有近一半的国家尚未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报告》指出，2021年底的全球能源短缺，使许多东盟国家对退煤更加谨慎，东盟国家的绿色发展可能受到更多国际国内因素制约。
菲律宾是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目标国家之一。毕竟，由群岛组成的国土，海平面上升速度“较快”。IPCC报告称，在25个最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一米影响的城市中，有19个在亚洲，仅菲律宾就占7个。
菲律宾金融未来中心执行主任、气候脆弱国家(V20)财政部长论坛咨询顾问萨拉·简·艾哈迈德坦言，“我们并未处在升温1.5摄氏度目标的轨道上。”
根据《2021—2025年东盟能源合作计划》，东盟国家将在2025年实现能源强度降低32%的整体减排目标(基于2005年水平)，并使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供应总量占比中达到23%，在发电装机总容量占比中达到35%。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面临着巨大的资金、技术和能源基础设施缺口，加快国际合作势在必行。
与中国合作有必要转型需考量共性与特性
最好的合作伙伴是谁?从当前来看，中国和东盟已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政府发布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指出，要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等领域合作，扩大新能源技术和产品出口。这无疑为中国与东盟的强化合作提供了政策支持。
而且，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光伏和风电设备制造及电池、电动汽车生产国。东南亚绝大多数地区处于热带，且毗邻太平洋，光伏、风力资源丰富。而处于次湄公河流域的国家和地区，水能则在能源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与东盟具有极强的互补性。
“中国是气候脆弱国家合作的首选。”萨拉·简·艾哈迈德直言，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与储能领域有良好的技术和经验，可通过“一带一路”加速技术转移到东盟。
《报告》认为，中国与东盟在绿色低碳转型领域的合作，迎来巨大历史机遇期。
在能源转型方面，发展新能源是东盟各国的共性，同时也存在差异。结合各国特点，《报告》将其分为四类：印尼由于其远超其他国家的经济体量和排放规模单独归类;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情况相对较好，排放上升潜力大，同时国家重视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可作为典型国家集中分析;缅甸、柬埔寨、老挝经济相对落后，但可再生能源发展潜力较大，可作为一类单独分析;新加坡、文莱面积较小，但经济相对发达，可在清洁能源技术、绿色金融等方面起到示范辐射作用。
以缅甸、柬埔寨、老挝为例，缅甸环境问题专家乔速文表示，三国经济基础差，缺电严重，尤其缅甸有很多地区未通电，但水、风、光资源等可再生能源开发潜力大，技术、投资等方面都面临挑战，需要国际帮助才能实现能源转型。
实际上，在已经开展的国际能源合作中，中国已将现有的资金、技术、装备等投入东南亚。“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与转移中心(深圳)国际合作部副总经理王久娟在《报告》研讨中称，中国电力企业已在老挝建立分中心，开发科技项目，在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去”的同时，也帮助老挝进行能源转型。大多数东盟国家处于转型起步阶段，中国应该给予帮助。
东盟一次能源供应量 数据来源：《东盟能源展望》)
转型要有系统性思维应对“不可能三角”
在如何更好地帮助东盟进行能源转型问题上，许多专家都不约而同谈到这一点：要有系统性思维。
“要提供系统性方案，从点到面，从政策交流到投资援助，中国在每个环节都有经验。如何形成整体，彻底帮助一些国家，这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气候工作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晓华说。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认为，碳达峰、碳中和路径对零碳能源依赖非常强，这必然导致能源电力系统的变革，中国要帮助东盟设计电力系统，源网荷储一体化考虑，做好快速转型框架下的研究设计。
对此，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张瑞卿回应称，这恰恰是中国的最大优势。在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中国同时有过经验与教训，“三北地区曾大量弃风弃光，中国都经历过，现在有了完整的产业链优势，这些可以为东盟转型提供极大的借鉴。”
他还补充说，对于系统性电力方案而言，应以规划引领，“电力从开发到传输使用，涉及许多技术性问题，甚至还要考虑成本经济性。欧洲发展可再生能源承受的高电价，我们发展中国家能否承受?这些都要考虑。”
低碳、安全、经济的能源“不可能三角”，是全球能源转型国家所需要应对的共同问题。在安全、低碳的前提下，经济性问题若不加以解决，转型将难以持续。
“我们与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合作很多，光伏板、电池片出口布局很大，但投资不大。”北京华桥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世国介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低，银行融资能力有限，“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必须要把低成本的金融机制建立起来。”
萨拉·简·艾哈迈德建议，东盟可再生能源投资需要中国有信用担保机制，支持项目可融资性，“中国绿色贷款、气候性导向投资可以继续加强。”
事实上，一些金融机构已经行动起来，致力于绿色融资保险业务。
亚洲开发银行去年就已发布声明，不再投资煤炭、油气开采项目。亚开行表示，上一版本的能源政策已不符合当前全球对气候变化的共识。亚开行将与地区和利益相关者合作，支持全亚洲的脱碳计划，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亚开行咨询专家于佳在《报告》研讨中称，亚开行的投融资原则是，支持可持续的现代能源项目，增强地区合作，分享清洁能源技术、知识，“所以，碳捕集项目会做，但油气不会。”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近年来在印尼、越南等国的水电、风电、垃圾发电项目中完成了多项投融资。今年1月，该公司与生态环境部签署《协同推进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战略合作协议》，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走出去”企业提供绿色解决方案。
该公司项目险承保部刘人淼称，该公司组建了专门团队研究能源行业，“光伏组件有多少销往国外?企业如何融资，找银行还是其他机构?这些堵点与痛点问题，就是我们继续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