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记者 武魏楠
欧洲当前的遭遇无疑也给中国能源安全敲响了警钟。
目前，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超过45%。考虑到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国际局势，一旦遭遇能源安全“卡脖子”的问题，恐怕很难不会重复欧洲的覆辙。
对于欧洲来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而中国则须居安思危。除了要充分考虑到俄乌战争对当下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更要从追寻欧洲这次能源安全失败的根源，从惨痛的经验中学习到足够的教训。
失去的10年
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因为天然气供应、价格和债务等问题多次发生纠纷。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整个欧洲政治局势的变化，这些纠纷逐渐从普通的商业纠纷发展成为跨国政治问题，并且随时威胁着欧洲国家的天然气供应。
2008年底至2009年初，俄乌纠纷再现。由于此次纠纷恰好发生在冬季，因此在俄罗斯中断了经过乌克兰向欧盟国家的天然气供应之后，欧洲遭遇了严重的能源危机。
和今年一样，欧盟在危机之后开始思考如何减少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依赖，保障自身的能源安全。在这之后，欧盟采取的举措包括：增加天然气进口来源（卡塔尔、中亚、北非等）、增加天然气储备能力、打造更加成熟的一体化天然气市场、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从终端能源消费来看，欧盟在过去10年并没有实现天然气比例的显著下降。在发电领域，可再生能源快速增长，吃掉了原本属于燃煤发电和核电的市场份额。
事实上，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在俄乌天然气纠纷之后，欧盟一再反思不应该过渡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但从实际行动来看，欧盟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事实的严重性。但看历次俄乌天然气冲突，欧盟总是扮演者调停者的角色，而所谓的断气更像是俄罗斯打击乌克兰的一个有力措施。欧盟始终没有真正担心过来自俄罗斯天然气的供给会出现问题。
与此同时，欧盟是全球范围内进行能源转型最早、最激进的区域。削减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时，为了保障电网的安全和稳定，欧洲的天然气发电没有遭遇类似煤电的命运。因此天然气消费甚至略有增加。种种因素交织之下，欧盟对于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度事实上变得更高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欧盟有10年的时间来做准备应对今时今日的局面。但对于外部环境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让欧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比欧盟更好。无论是天然气还是石油，中国的对外依存度都已经很高，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甚至还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理性判断国际环境、及早为能源安全制定应急策略并坚定实施，这应当是中国从欧洲危机学习的应有之义。
能源自给与安全
曾几何时，欧盟的能源生产，尤其是天然气生产并不少。从数据来看，1990年代欧盟的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大约在50%左右。
北海是欧洲最主要的石油天然气生产区域，除了荷兰、英国（已脱欧）等欧盟国家外，非欧盟国家中，欧洲的挪威也是欧盟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国，而且基本不会存在政治危机断供的问题。
但从实际结果来看，除了可再生能源，欧盟的本土能源产量一路下滑。这也直接造成了能源对外依存度大幅度提高的。BP、壳牌、道达尔等知名IOC都是欧洲企业，但是在这些企业的主要油气投资都在欧洲之外的区域，例如非洲、中东等。在缺少上游投资的情况下，欧洲天然气产量下滑就不可避免了。
显然，这是受到了欧洲绿色低碳政策的影响。在碳排放问题上不道德的石油天然气投资不仅会遭到各类环保诉讼，而且在金融政策、社区支持、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会遭遇巨大的阻力。
这与2021年中国遭遇的情况类似。在“双碳”目标刚刚提出、实施路径还不清晰的情况下，各地粗放的行政方式带来了“运动式减碳”。但是在终端能源消费结构并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一刀切的关停煤矿只是让市场上的煤炭供给减少，进而带来了煤价大涨和煤炭短缺的问题。之后就是我们熟悉的电力短缺和拉闸限电。
即便是在能源转型最为激进的欧洲，都无法忽视天然气的过渡作用。然而手握着一定的天然气资源，却减少开发，这种类似于“自废武功”的行为和美国形成了天壤之别。
如今美国在2020年实现了天然气出口的历史新高，而且已经连续4年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甚至在2020年，美国还自1949年后首次成为石油的净出口国。
两相对比之下，能源自给能力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能源保障更加安全有力”被列为第一项发展目标。《规划》明确提出，“到2025 年，国内能源年综合生产能力达到46亿吨标准煤以上”。可再生能源自然是能源增产的重点，除此之外，《规划》也明确了原油年产量回升并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年产量增加到2300亿立方米以上的目标。
总是与“能源自给”相对应出现的一个观点就是“多元化来源”。无论是10年前的俄乌斗气，还是当下战争导致的价格飙升，更多元的天然气进口来源都是欧洲不断强调的解决方案。
从数据来看，欧洲进口天然气的来源和比例在过去10年里基本没有大的变化。这一方面是我们在上文中提到欧洲过去10年对于俄气“断供”问题准备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扩大天然气进口来源并不简单。
首先从国别来说，过去10年天然气主要出口国的变化就是增加了美国。但是看欧洲的数据也可以发现，美国LNG的进口也是在2019年开始有了明显变化。这是因为美国的LNG出口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一定周期。
其次，欧洲如果想扩大管道天然气的进口，选择也不多。除了俄罗斯输往欧洲的几条管道，欧洲还能从非洲（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进口管道气。只不过现有管道输气量有限，而计划建设的管道要么还停留在纸面上，要么涉及国家太多迟迟未能敲定。即便是能够从现在开始敲定，从开工到建成，依然需要耗费数年时间。建成之后的投产也有可能遭遇障碍（参考北溪2号）。
LNG方面，从卡塔尔和尼日利亚那少得可怜的市场份额就看得出来，欧洲的LNG接收站数量十分不乐观。整个欧洲（不单是欧盟国家）的LNG接收站数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日本。再考虑到LNG接收站建设的周期和成本，很显然依靠LNG来实现多元化也并非易事。
最后就剩下了同在欧洲的非欧盟国家英国与挪威，而这两国能够维持住现有产量就已经足够困难。
基建与制度
可以说，欧洲天然气进口多元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一点中国不需要担心。根据《规划》，中国油气管道总里程达到了17.5万公里。LNG接收站的数量更是多达20多座。“十四五”还要加快天然气长输管道及区域天然气管网建设，推进管网互联互通，完善LNG储运体系。到2025年，全国油气管网规模达到21万公里左右。
不过在另一项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就远逊于欧洲了。那就是天然气储气库。目前，整个欧盟的天然气地下储气库的储存能力大约是1000亿立方米（1100Twh）。而根据IEA的统计，2021年欧盟天然气消费量为3875亿立方米。也就是说，欧盟的天然气储气库容量大约是消费量的25%左右。
而根据2018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加快储气设施建设和完善储气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机制的意见》，我国地下储气库工作气量仅为全国天然气消费量的3%。即便是考虑到4年里的新建产能，我国储气库占消费量的比例也极低。
在最新的《规划》中，已经明确要求到2025年，全国集约布局的储气能力达到550亿～600亿立方米，占天然气消费量的比重约13%。
在欧盟最新的“REpowerEU”计划中，要求成员国在2022年11月1日前确保领土内的储气库库存达到额定库容量的80%，并且在未来几年内上升到90%的标准为了保障这一目标的实施，欧盟同步规定了对于达标国家的经济奖励或补偿，以及对未达标国家的制裁和罚款措施。同时，对于没有储气库的国家，也制定了在天然气短缺时期相互救济的方案。
可以看出，储气库发挥作用不单单是依靠庞大的库容，也需要相应的使用机制和市场机制。尽管欧盟对于天然气和储气库有着一系列的监管措施和强制措施。但天然气的市场化定价也保障了储气库有充足的的商业模式。
而反观国内，尽管有《关于加快储气设施建设和完善储气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机制的意见》中“供气企业有不低于合同年销售量10%的储气能力”这样的强制规定，但由于天然气价格改革迟迟未能推进、调峰电价机制缺失，导致储气库的收益完全不可预期，甚至存在一定的亏损风险。
“这种层层摊牌式的储气库建设战略在规模较小时相对有效，但是想再进一步扩大的时候就会有难度了。”供职于某国有石油公司的人士对《能源》杂志记者说。
制度从来不应该是一层不变的。事实上，我们总是在强调创新和改革的作用。但欧洲在能源转型和碳中和的过程中，其创新和改革的勇气从来都值得我们学习。
除了现在欧盟“REpowerEU”计划提出了大胆的削减天然气消费、扩大天然气进口来源、强化天然气库存等政策外，欧盟也在探索已经成熟的电力市场的改革。
目前欧盟的电力批发市场以边际成本定价，在此基础上，所有电力生产商都进入市场并根据生产成本提供能源。竞标从最便宜的能源（即可再生能源）开始，以最昂贵的能源（通常是天然气）结束。
在能源供给相对宽裕时，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较高的国家可以即此获得降低的电力成本。但是随着新能源比例的进一步提高、化石燃料价格上涨，电网需要更多的化石能源发电（煤电和气电）来平衡波动。这导致越是新能源比例高的国家，电价越高。西班牙就提出希望进行电力市场的改革，改变这一情况。
在3月25日布鲁塞尔欧盟峰会的能源会议上，欧盟领导人拒绝了西班牙为抑制电价急剧上涨而进行市场改革的请求，但会议最终允许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伊比利亚市场引入价格上限措施。
从动机来看，此时提出改革电力市场颇有一种“只能占便宜不肯吃亏”的原因。但类似这种提议在欧洲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新能源比例的增高，电网的系统平衡成本也越来越高。如何在新的条件下设定一个更加合理的市场规则，是欧洲未来必然要面临的问题。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欧洲浪费了宝贵的10年时间引发的失败，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借鉴。及时吸取欧洲的教训，在能源安全、独立和制度改革创新方面早做准备，才能更有把握地迎接下一场能源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