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刘尚希
刘尚希表示，能源转型是由风险引发的——人和自然的冲突，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绿色低碳转型，包括能源转型。低碳绿色转型包含的能源转型、能源革命由风险引发，说明能源转型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只有认识到风险本质，察觉到风险链，才能使企业面对政策时找到应对风险的真正依据。“能源转型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全局性的、整体的，矛盾的表象促使多样化选择，是风险权衡的结果”。
在其看来，能源转型的风险权衡非常复杂，涉及到成千上万个不同的参数，很难使用现有的数学模型进行模拟计算。相关学者认为风险是有概率的，不确定性是没有概率的，通常以概率描述未来的风险作为支撑进行项目决策。
“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人类对风险的认识处于入门阶段。风险思维尚未真正形成，更谈不上风险研究范式”，刘尚希称，风险超越了“二值逻辑”，它是一种无法描述的量子叠加态。若想真正在面对未来的时候作出恰当且符合现实需要的风险权衡，需要将风险概念向风险思维进而形成研究范式转化。
他认为，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充满不确定性和各种各样的风险。从全球来看，这是国际博弈的风险。认识到人和自然的冲突是不可持续的，特别是发现温室效应后，全球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冲突必须要调和，回到中国 “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
在工业革命时期，人的理性自负达到了高峰，意欲凌驾自然之上。但现在人类已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冲突最终输家将是人类。目前，全球可持续发展达成共识——通过绿色低碳转型调和人与自然的冲突。
但他也强调，发展中国家首先还是要发展，实体经济难以做到对环境的零损害。“我们尽管已经承诺 ‘3060目标’要朝着零排放的方向努力，但是要真正做到零排放并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对经济、对社会甚至政治都会带来一系列影响”。
低碳绿色转型、能源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速存在放慢的可能，社会风险被国际高度关注。国际上许多国家未雨绸缪，采取根据气候变化对风险进行压力测试。
他担忧称，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对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成本上升要进行匹配。“曾经为了尽快实现3060目标，部分地区采取‘三控政策’控制能耗，继而出现了拉闸限电导致先进企业无法开工的严重负面问题，造成严重影响，后被中央纠正”，刘尚希举例。
他强调，关注环境气候风险的同时，还要意识到，在转型过程中对经济造成的冲击将引发经济的风险，而经济的风险将引发社会的风险，影响到民生、就业等等，这种风险无所不在。
在其看来，风险在不断转化，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面临国家能源转型的政策确定和实施、碳定价、碳市场等问题。不同的目标、政策、实施路径引发的风险、形成风险组合和风险结构都是不同的，挑战非常大。看似是明确的目标，放在风险的视角下观察，明确的目标就变得模糊了。比如生态学家、环境专家们发现，清洁能源可能会引发新的环境风险，比如风电对鸟类的影响，对生态链的影响等问题不断衍生。对企业来说，这些风险都会转化成企业的成本，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是巨大的。
假如，以零排放、零碳作为基准进行估值，现有的资产负债表将会全部改写。风险价值在资产评估中将扮演减值的角色。会计准则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开始有减值准备。在这基础上，不仅要考虑到时间价值，更要考虑到风险价值的风险折现率，现有的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可能大大缩水。
刘尚希指出，从能源的供应者、能源的使用者来说，面临的估值变化是不一样的。高碳行业风险折现率高，风险就大。低碳行业，风险折现率低，风险就要小得多。从碳的分布角度，如果从碳的角度来设定风险的基准，不同的含碳行业、含碳企业，资产负债表的风险折现率是不一样的。在能源转型大背景下，企业要进行并购重组，高碳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将卖不起价钱，就会极具缩水，必然导致要向绿色能源倾向。含高碳能源的供给企业，毫无疑问，在兼并重组中价值就会大大贬值。对所有的企业来讲，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把风险因素考虑进来以后，要重新认识每一个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每一个行业的资产负债表。
“这就需要作出风险的权衡。要避免在转型的过程中转得过急，若从技术、管理、承受能力方面无法承受，无法消化其所带来的成本，有可能导致发展速度急剧放缓，使得大量企业退出市场”，刘尚希告诫，能源转型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未来是不确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只能通过把握风险一点点往前走，避免因为对风险的误判，在风险权衡中产生错误的认知而导致行动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是我们在能源转型过程中要注意的”，他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