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家发改委工业司装备处处长程竹生
装备制造业的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的历史性命题，此后连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 5年来，在一批国有骨干企业的带动下，其它社会资本的参与下、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2006年2月13日，《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出台，给这一基础行业的发展又注入了新的动力。那么，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目前到底处在一个怎样的水平？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要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装备制造业，我们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家发改委工业司装备处处长程竹生。
《中国投资》：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经历了怎样几个发展阶段，各个阶段的发展特征是什么？
程竹生：我个人把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苏联援建156项工程为代表，建立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第二阶段是在国外封锁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形成了较为完整独立的装备制造业体系。这个阶段以“三线”建设、万吨水压机、九大装备研制、“两弹一星”为代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第三阶段以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为特征，对外大规模地引进外资与技术，大量消化吸收。对内，当时机械工业部率先下放企业，取消机械产品的计划指标，开始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第四阶段是我国装备制造业高速发展的时期。自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国家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启动国债项目，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复苏，同时带动了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中国投资》：您认为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程竹生：一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发展。市场的拉动是最主要的驱动力，否则谁都无能为力。在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带动下，在轻工业或者说消费产品工业获得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基础设施、住宅、出口等事业迅速繁荣，市场需要大量生产资料，因此带动了装备制造业的蓬勃发展。 其次，改革开放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企业独立自主，充分利用国内国外各种资源，各种力量汇集在一起，推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当然，政府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政府颁布促进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相关鼓励政策，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可以提升社会各种力量的士气和信心。在这个政策的激发下，各类资本能够更加积极地流向装备制造业，为产业注入活力。此外，政府也解决了一些企业的历史包袱问题，在国债资金的使用上、税收政策上给予某些装备制造业集聚区和部分企业优惠。应该说，政府顺应了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规律，起到了一个顺水推舟的作用。
《中国投资》：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目前发展到一个怎样的水平?
程竹生：应该说，中国目前的加工制造能力较强，尤其在普通装备产品方面，市场竞争能力很强。2006年，中国机械产品出口首次实现了顺差7亿多美元。今年的顺差已累计超过100亿美元。目前，我国的装备制造业竞争能力正处于上升趋势，而且提升速度很快。但是，在重要的核心产品研发能力上差距较大，在基础工业配套、核心部件配套方面的能力较差。
《中国投资》：这样的状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如何解决呢？
程竹生：首先，这是历史形成的结果。装备工业的发展需要技术积累，相对于外国几百年的工业发展史，我国几十年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可谓是先天不足。其次，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绝大多数装备制造企业资不抵债、在亏损中挣扎，对于技术改造的资金投入不足，制约了研发水平的提升。三是由于工业组织结构的不合理，中国缺乏象GE、西门子那样具有系统集成能力的超大规模工业企业，大企业竞争力不足，小企业专业性不强。再者，科技研发与生产实际相脱节，造成许多科技成果无法转换成现实的生产力。
《中国投资》：当前各类投资主体纷纷看好、投资装备制造业，如何分析它们的优劣？
程竹生：市场经济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市场竞争机制会解决许多问题。从传统意义上看，重型装备制造领域，国有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现在民资、外资都比较青睐装备制造业，这有利于增强该行业发展的活力。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主体上要依靠各种力量，包括各类资本。
《中国投资》：如何认识世界装备制造业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如何看待跨国公司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并购？
程竹生：这种转移是竞争的结果，将推动中国装备制造业更为迅速地发展。当然在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某些重要领域的龙头企业上，对于外资控股要有区别地对待。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研究相关政策，在不同行业制定不同产业政策：在某些重要行业只允许国内资本经营；某些行业不允许外资控股，只能参股；大部分行业则完全放开，完全按照市场竞争机制运行。 我个人认为，仅仅靠《反垄断法》对外资并购的规制解决不了国家国防安全与经济安全的问题。垄断是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不是一切方面。因为某些行业即使外资并没有占到绝对垄断的地位，如果妨碍国内资本在该领域的发展，也会危及国家安全。
《中国投资》：铁西老工业基地复兴的经验，是否可以用于其它装备制造业基地的调整改造？
程竹生：铁西工业区搬迁改造获得了成功，但它只是一个特例，其经验具有特殊性与普遍性。比如“东搬西建”这个经验，就不适用于每个地区与企业。例如三线建设后的大批企业，本来就地处偏远，没有“土地级差”效应，就不一定要进行搬迁改造。而对于与铁西相似的老工业基地、老企业而言，同样面临装备陈旧、土地拥有升值潜力的话，当然可以借鉴这些经验。 我认为，对于铁西来说，更深层次的经验是给企业提供了调整改造的机会，通过重组打破了老的组织机构、规章制度，进行了新的制度建设，创新了机制体制。这是值得许多老工业企业学习和借鉴的。 此外，引进国内民营企业对老国企进行改造，也是一个值得提倡的做法。例如铁西引进了民营企业新疆特变电工(29.40,1.68,6.06%)来改造沈变，使得沈变重新焕发了生机。沈变重组是通过招标的形式，完全按照市场机制来运作，而不是行政力量的干涉。铁西还引进了大量有活力、有冲劲的民企入驻工业园区，这对于园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大有裨益。 值得一提的是，铁西区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搞活，首先是保守思想观念的转变，铁西上下尽快接受了竞争、自主的市场经济理念，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进行改革。其次是开放了市场各种要素，以多种所有制经济促进铁西经济的全面发展。全国各个装备制造业基地应该根据自身地域经济特点来确定改革思路，进行调整改造。
《中国投资》：中国装备制造业要形成全球竞争力，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程竹生：首先是要缩小高端研发水平的差距，解决科研生产“两张皮”的弊端。虽然现在已经有所成效，但是还没有彻底解决科研生产脱节的问题，在体制及具体管理方面有待于进一步解决，培养大量适应生产、市场需要的装备工业技术人才。 对于基础件等产品，如轴承、液压件、电气控制系统等难度大、批量小、品种多、市场接受程度差的产品，要重视其发展。尤其是关键部件的市场接受问题，要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政府可以协调落实某项重大技术装备的用户接受问题，但像螺丝钉等基础配件的接受，是政府无法协调到的细小层面。然而，国家重大装备不能离开基础配件，小东西不过关，大型装备也实现不了自主，将会受制于人。在装备国产化进程中，用户做了量大面广的多种工作，应该提倡装备工业企业与用户的合作。
此外，还要解决工业组织结构的不合理，做大做强几家领军龙头企业，使其成为世界级行业领袖；同时，做精做专小企业，发展其独特的技术优势。 总之，要逐条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认真贯彻有关要求。政府对于装备制造业的高度重视，国内外市场的强力拉动，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中国的逐渐转移，都给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可以说，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正当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