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领域，中国智慧的应用不同于西方智慧，看似“无用之用”，实则“方为大用”。
回顾2022，“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国际形势突变、全球经济低迷、疫情影响持续……这些宏观变化对个人和企业带来了现实层面的巨大冲击。展望2023，该保守躺平，还是激进一搏？2023，何去何从？对于企业家来说，任何时候都是“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要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定力与心态，更重要的是，拨开迷雾、看清方向、抓住契机、动如雷震。因为每一次巨变都有其积极意义，伴随波动、压力、不确定性的，还有新格局、新机会。君智在2022年下半年连开五场百亿商战课，吸引六百多位企业家探寻逆境破局的战略解法，由此帮助更多企业度过寒冬。此外，我们还与来自服装、家居、食品等领域的多家知名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开启又一批百亿案例的共创之路。
这样的底气及勇气，来自于我们一直倡导并实践的中国智慧。在商业领域，中国智慧的应用不同于西方智慧，看似“无用之用”，实则“方为大用”。我们坚信，君智以五大百亿案例实践为样本推出的基于中国文化、源于咨询实践的中西融合的新一代战略，可以帮助更多有雄心壮志、不甘心躺平的企业家开启百亿新征程，助益全球商业战略理论的创新发展。
万物芸芸，复归其根。当下返回本初研究中国智慧，并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要结合新情境、新现实去挖掘其中的宝藏，实现更高层次上的创新转化。事实上，不仅是中国会向传统智慧要启迪，全世界都有遇到问题重回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智慧来启发问题解决的历史经验。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从大约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被称作“轴心时代”。在此期间，人类各大族群不约而同开始了智慧文明与哲学的探索：中国的孔子、老子等诸贤提供了儒家和道家的智慧；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智者打开了欧洲哲学的境界；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开启了佛学思想的大门；古代以色列的先知们构筑起犹太智慧的大厦……轴心时代的先贤共同开创了人类思想智慧的宝库、奠定了人类的精神基础。中华民族本就为人类贡献了四大智慧之一——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儒道互补成为中华思想演化的基本脉络。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至隋唐逐步中国化。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并发展至今的古文明，这足以显示我们文化生命的生生不息及中国智慧的历久弥新。商业实践也能从中国智慧中找到基业长青的密钥。譬如，孔子讲“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告诉我们要认识、重视、利用偶然性，以偶然立命，在偶然性中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必然”，让自己的企业立于不败之地。老子讲“反者道之动”，折射出事物运动和变化依循的总规律——相反对立、返回本初、相反相成，推动着事物变化发展。因此，观察事物不仅要观看它的正面，也应该注视它的反面，解决办法亦隐藏于此。了解“反”的规律后，“化”便是解决路径。处理问题时化繁为简，人际关系中化干戈为玉帛，遭遇困境时化危为机……这些古老智慧都能给到我们解决现实困境的思维启迪。比如，君智协助飞鹤奶粉化解国产信任危机，确立“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奶粉”战略逆袭洋品牌，2021年飞鹤营收突破200亿大关；助力波司登羽绒服化繁为简回归主业，重赢主流人群青睐，2021/22财年营收162.1亿元；2020年疫情发生后，雅迪电动车化弊为利，提出“一人一车 安心出行”理念，激发出电动车品类新价值，2020年全球销量突破1000万台，2021年实现营收269亿元。
然而，此类中国智慧的商战实践，在中国经济大海中犹如沧海一粟，还太少了。这或由中国企业群体性的思维惯性、选择惯性所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企业潜心向西方学习，有的甚至视西方商业理论为金科玉律、对西方商业学科体系顶礼膜拜，反而忽视了对中国智慧的学习、挖掘及应用。在我看来，中国企业若能深刻理解西方智慧与中国智慧的核心差异，并看到由此差异所带给商业领域应用的巨大威力，便能跳脱出原有思维惯性，创造更多商业传奇。
智慧难分高低，只是不同而已。中西智慧本就双美并峙，各领千秋。在商业战略及企业经营上，若能很好地取长补短，就能形成双剑合璧，更好塑造企业成果、行业价值及社会效益。西方智慧源于古希腊哲学。哲学一词最早出自希腊文“philosophia”，即“爱智慧”，日本最早的西方哲学传播者西周借用古汉语译作“哲学”。古希腊诞生了一大批伟大的哲学家，泰勒斯、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率先摆脱了神话的思考模式，开始了独立思考的行动，他们在问“事物实际上是什么”“我们如何解释事物中的变化过程”的时候，也让西方哲学走上一条科学理性的思想道路。比如，毕达哥拉斯就主张“数”是世界的始基、万物的本原，数是众多的、不变的；一切事物的性质都可以被归结为数的规定性；数字先于事物而存在，是构成事物的基本单元。这便是西方哲学中“万物皆数”的思想源头。也正因数的宇宙观，才让人类对宇宙本源的认识开始从实物走向抽象，用数去表达、诠释，使自然科学成为可能。“数”的思维影响，使得西方人重视逻辑、追求精准，擅长测量、分析、推理、验证，更有利于把握局部，也让西方科技迅速发展。例如，西医就是通过化验、核磁共振等方式测量出结果后，与正常值区间进行比较，再作出判断。中国哲学是“生存哲学”，源于实践行动而非思维活动，所以“度”就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什么是“度”？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认为，“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目的——人类（以及个人）首先是以生存（族类及个人）为目的。《周礼·冬官考工记》里讲“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描述的便是生产技艺中的“度”。“度”存在于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中，即实践—实用中，人类依靠“度”的掌握而生存、延续，“度”也随之不断调整、变化。中国思想一直强调“中”“和”，类似“度”的实现和对象化（客观化），遍及社会各个领域。“度”的思维影响，使得中国人不是从纯粹理性的角度来把握世界本身的规律，而是从实用理性的角度出发，用非分析、非逻辑、非推理的方式，以一种直观的思维去把握本质，在解决问题时也敢于绕开逻辑、忽略数字。比如，中医诊疗的起点不是测量，而是通过“望闻问切”来把握整体的直观感受。这种超出理性的直觉性及感悟力，让诸多领域的创新性突破得以实现。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奠基者爱因斯坦强调直觉思维是科学发现的基本途径，他突破牛顿物理学的中心范式提出相对论物理学的范式，既不是靠经验的综合，也不是靠逻辑的推演，而是“自由的创造（想象）”。
制表：王超
西方智慧和中国智慧，对应到商业领域、应用到企业层面，其所产生的作用力往往是不同的。在我看来，西方智慧更多是作用于产品力，中国智慧则更多作用于竞争力。缘由在于：西方的“数”的思维带来了科技的力量，生产出更多新工具，创造出更多新产品，与之伴随的还有技术发展下的模仿、复制成风，由此加速同质化竞争，引发的价格战无不钳制行业良性发展。要解决竞争问题，光靠物理层面的产品还不够，还得通过人心层面的“品牌”这一桥梁才能达到目的——品牌之所以成为品牌，不仅在于它代表某种差异化价值，更是因为它将企业所生产的有形产品汇聚成了一种无形的、长期的、认同的力量。品牌的力量是靠人心的力量产生的，而人心的力量恰恰是技术所难以接通的。因为技术应用更多帮助企业精确地把握局部，如产品研发、流程优化等，重在提升生产力及运营效率。但对于如何抓住消费者人心、把握整体形势、透析竞争格局，光凭技术力有不逮。如何有效洞察整体、走通人心、突围竞争，中国智慧具有天然优势。古话讲“得民心者得天下”，《孙子兵法》也不只是一部兵书，更是一部从“道、天、地、将、法”多维度整体把握取胜之道、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宝典。这些舍事言理的智慧，在商场如战场的当下，无不益人神智。特别是当全球竞争愈发激烈、商业进入VUCA时代、新兴挑战层出不穷，制定企业战略更需应用中国智慧，善用中国智慧也将使战略执行事半功倍。中国“度”的智慧本是对“不确定中的确定性”的恰到好处的把握、依天时地利人和而产生。掌握“度”的艺术，更易走通人心之路，赢得人心所向。中华民族是愿意学习、善于学习的民族。当我们融合西方“数”的分析、逻辑、推理与中国“度”的整体、直观、灵动，就更有机会实现中国企业产品力与竞争力的高维升华，建立战略驱动下的高阶循环，打造出一大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品牌，就像可口可乐之于美国，香奈儿之于法国，华为之于中国，塑造出战略魔力：之于企业，通过打造品牌独特价值突围同质化竞争，赢得顾客优先选择及持续消费，引领开创新的需求，从而构建起可持续竞争优势；之于顾客，除了选择成本、交易成本的降低外，那些多元化的、差异性的需求亦得到满足，还能享受到更专业、更优质的使用体验；之于行业，由于行业领导者极具产业带动性，能引领提升规模效益、拓展生产率边界，他们往往率先进行品类革新甚至重新定义市场；之于社会，当企业都向外传递出各自品牌的独特价值主张及差异化竞争优势时，便能避免其他企业的无序跟风或同质化跟进所引起的资源浪费，最终提升社会整体效益，创造“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商业盛景。
制表：王超
道虽远，行则将至。要创造出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商业盛景，既要看市场整体大盘的“形”，又要观消费者人心所向的“势”，这是中国企业的定力之基、底气之源。积厚成势，当兼备了“形”与“势”，再融合中西智慧，便能乘势而上，直击百亿规模。由此，中国品牌的百亿时代也应运而生，中西融合的新一代战略登场亦时不我待。
众所周知，中国市场体量大、容量大、潜力大：经济总量超114万亿元，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44万亿元；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拥有逾14亿人口、9亿多劳动力、64.7%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破1.2万美元的人均GDP……尽管经受短期冲击，但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仍在，强大的生产能力仍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仍在。此外，随着5G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中国数字基建逐步繁荣并走在世界前列。2022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中国已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近十年（2013～2021）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38.6%，超过G7国家贡献率总和，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已连续多年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65.4％。值得一提的是，君智团队研究发现，那些年营收规模超百亿元的民营企业，在消费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主导作用，中国百亿营收规模民营企业的数量在过去20年大幅增加，从2000年的仅2家增长至2010年的126家，再到2021年的1044家。这些过百亿的企业，不仅拥有更多话语权、溢价权、主导权，更成为一个个吸附资源的引力中心，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犹如军事中“形”是实力的储存，中国大市场亦已为中国企业奠定出百亿之“形”，各行各业都可能走向分化并高度细分，行业集中度和成熟度亦不断提升，在吃穿用行住等众多细分领域都蕴藏着打造百亿品牌的机会。有了形，则胜可知，但何以胜可为？要让形发挥出威力，需要势。孙子云，“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形是势的基础，势是形的发展。形是己所素备、易见易知的格局，势则是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藏于形后，与形相伴。中国企业要紧抓中国大市场之“形”，更要结合国潮热厚植人心之“势”。国潮是举“国”之“潮”，离不开国力崛起、国运所在、文化底蕴，也与新生代消费人群兴起及国货品牌企业发力紧密相关。Z世代是互联网原住民，他们经历了神舟五号、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天宫一号、GDP超日本等诸多荣耀时刻，自豪感油然而生。他们出国留学看过外面的世界，并不认为中国品牌与国外品牌有多大差距，选择国牌代表一种潮流气质和生活态度，也代表了一种文化自信。与之伴随的还有国货企业品牌意识的逐年提升，他们关注并努力触达年轻一代的内心，不断挖掘中国历史文化形成与之匹配的品牌精神内核与文化表达。国家的推动、资本的注入、学界的研究、媒体的报道，纷纷筑高国潮。这有利于中国企业夺回原本被外资品牌主导且最具附加值的中高端市场。借助这股人心之势打造品牌，不能只是简单地跟风推出新品，也不能简单地采取点状战术，而是要有正确的战略引领、系统的战略打法，不断提升品牌在顾客端的价值感，努力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攀升，由此方能承接中高端消费市场需求，以极具竞争力的品牌拉动国际布局，共同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战略，不只是指引企业发展的灵魂，更是指导企业经营的地图。不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市场上的战略理念依然多为西方舶来品。但战略是高度情境化的产物，新情境要求新战略。在商业领域，“战略”概念自20世纪60年代提出以来，经过数十年发展，已构筑起了庞大、复杂的战略理论体系。然而，西方商业战略过于强调理性和分析，缺乏对人性与人心的关注，而把握人性、调动人心正是中国市场成功之关键。比如，中国人讲合理还要合情，而诸多国际咨询公司又很难真正深入到中国企业的深层文化及精神内核中去。在人心中构建品牌，才能大道无形立于不败之地，融合中西智慧制定战略，才能扭转乾坤展现战略威力。此外，君智受《孙子兵法》“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启发，将战略实现分为战役战备系统，战备重在以西方“数”的智慧构建“形胜”基础，战役则以中国“度”的艺术发挥“势胜”威力，以此实现正确战略引领下的形势结合。中国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决定中国企业需要运用西方理论与中国智慧相结合的发展方法。为顺应中国市场的百亿趋势，君智升级推出“百亿战略”，协助中国企业抢占百亿先机。具体来讲，百亿战略有三大特点：一是中西融合，君智将中国智慧引入战略创新，以中国智慧生道，向西方智慧求术，然后以道御术、以术载道，形成独特战略理念以弥补企业在采用西方分析性和分科性方法时的局限。二是注重实战，避免由于知识的鸿沟、视角的差异、执行的偏差造成战略落地时“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三是以点带面，不只以百亿营收为战略目标，更注重预设多条竞争赛道，协助客户发挥行业领导者带动作用、引领行业整体升级、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制表：肖丽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中国经济自愈力强韧性足、脉动蓬勃活力强、回旋从容空间广。中国企业善于学习、勇于争先、敢于借力。2023已起航，“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我坚信，那些战略思路清晰、品牌特点鲜明、胸怀百亿梦想、积极抢占先机的中国企业，一定能扶摇直上、展翅万里。
21世纪从最开始就显现出频繁的巨变、骤然的动荡，如世纪之初的互联网泡沫破灭，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等。在商业世界里，战略理论发展只有数十年历史。亨利·明茨伯格教授在其巨著《战略历程——穿越战略管理旷野的指南》中，梳理了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半个世纪里，西方管理学界在战略管理领域的重要洞察及学术研究成果，最后归纳总结出战略管理的“十大门派”，如设计学派、计划学派、定位学派、认知学派等。但据《战略简史》一书作者沃尔特·基希勒三世研究，西方的战略理论自1995年后就没有大的突破和创新了，也鲜有全新的重要观点被引入战略领域。这或许也反映了全球商业战略理论亟需东方智慧及中国元素的注入，才能蝶变出响应时代之需的新物种。战略理念和方法的创新与演进，源于市场环境和重大商业问题的出现，也与世界经济形势相关。巨变的格局、当下的情境、全球的现实、市场的现状，这些正在塑造着战略的发展。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努力学习西方商业战略思想，但往往出现基于局部“一孔之见”的战略理解，如亨利·明茨伯格在书中所讲，“我们对战略形成的认识就如同盲人摸象，没有人具有审视整个大象的眼光，每个人都只是紧紧抓住战略形成过程的一个局部，而对其他难以触及的部分一无所知”，但“我们不可能通过简单拼接大象的各个部分去得到一头完整的大象，因为一头完整的大象并非局部的简单相加”。最好的致敬是超越。吸纳西方知识后，必须回归本土文化，才能推出适合中国情境、可为世界提供借鉴的新一代战略理念与方法。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百年前的感言：“中国人自有一套东西，能为世界文明做出新贡献。这种贡献弥足珍贵。”我一直努力将中国智慧引入战略创新，让战略不再只是顶层管理的独角戏，而是公司整体上下同欲的交响乐。任何一个新战略，在发轫之初，都是从提出不同于传统的观点开始。新商业战略也如人类每一次重大思想发现，必须历经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得以流行。让我们踏上时代的步伐，与国运共振，与各界仁人志士共同构建更多源于中国文化的商业理论，塑造更多商业领域的“中国蝶变”，为全球商业进步增添中国力量。
